“左手通俗 右手学术”故事化再现海洋中国——冰凌访青年学者曾筱霞

“左手通俗  右手学术”故事化再现海洋中国

——冰凌访青年学者曾筱霞

日前拜读青年学者曾筱霞大作《海上福州》，仔细研读之后，不由拍案叫绝。该书秉持着其一贯的文风：立足寻常事物，切以刁钻角度，赋予常理人情，博古通今且新颖大胆。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她擅长将复杂的学术问题通俗化，左手通俗，右手学术，不禁让人感慨其知识储备之丰富、学术观点之独特、论述方式之巧妙。

曾筱霞长期从事跨文化交流与文艺作品创作，聚焦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以及中国海洋文明研究，其代表作《外国人笔下的福建形象》为美国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曾多次受邀前往福布斯家族博物馆、布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其多次执笔央视纪录片，作品发表于《法国研究》、《北大商业评论》、《中国国家地理》等影响力刊物；还曾受邀成为人民网《“行走新丝路”跨国采访活动》福州站专家、东南卫视《扬帆走海丝》的学术顾问。

近期曾筱霞正筹备《海上福州》一书的再版以及“海上福州”系列巡回讲座，该书2019年作为《美国华人华侨庆祝新中国成立７0周年大会》、《我和我的祖国成就展》的参展推荐书籍之一，在纽约榕籍华侨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华人》杂志近期准备推出一系列青年华人访谈，借此机会邀请曾筱霞接受本刊的专访，讲述她创作的心路历程。

冰凌：从第一部作品央视纪录片《闽商》开始，无论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外国人笔下的福建形象》、纽约商务出版社推出的《曾筱霞解读国际电影》，还是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上福州》，你的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以全球视角的来讲述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中国故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创作倾向？

曾筱霞：这可能和我家族历史有关。我的故乡在福建厦门，这里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福建当地自古以来就有出洋寻找财富和机遇的传统，这里的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远渡重洋，寻找契机以实现个人价值、改善族群命运、拯救家国危难。跟很多福建人一样，我本身就是“海丝”的产物：外曾祖父前往缅甸经营珠宝、布匹生意，再与缅甸当地女子结合，生下我的“番婆”外婆。在外婆14岁那年，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缅甸，才带着外婆回到中国。小时候，外婆总是和我讲述回国航程中“七洲洋”的凶险以及儿时故乡的异域风情，外婆的故事在我心田种下了对异世界的向往与渴望。

▲ 央视《下南洋》纪录片摄制组在《中国国家地理》中看到了我所撰写的外婆的故事，特意前往厦门进行相关采访拍摄。可惜当时外婆的神志已经不是很清楚，但她仍记得她是坐着“庆丰号”来到中国，她祈祷有朝一日可以回缅甸看看，很遗憾《下南洋》纪录片拍摄后不久外婆便与世长辞，这一愿望最终不能实现。

在经济窘迫的八九十年代，电视是普通人最廉价的消遣。厦门与台湾一水相隔，与香港也相隔不远，只要用易拉罐做成简易天线，就可以看到对岸台湾的华视、中视、香港的凤凰卫视等港台频道，再加上各种盗版影碟的盛行，从记事起，台湾的歌仔戏、香港的武侠片、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日本的动画片，BBC、NHK的纪录片，这些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伴我成长。在高中离家住校前，我每天回家主要任务就是看电视，广告间隙才“抽空”写作业，虽然没少因这一“不良恶习”挨骂挨打，这一不务正业的习惯延续至今。电视以及后来的网络，成为我认识世界、感知人生的重要渠道，其广泛的体裁、繁盛的内容、宏观的视角不知不觉地塑造我的思维方式。上大学后主修文学，有机会进一步研习国内外优秀作品，萌生创作的渴望。我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人的主流创作中默认了“闭关自守”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预设前提，我不喜欢这种预设前提，我的家族背景、我所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影视作品，隐约告诉我——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优秀的中国故事一定具有打破文化隔膜引起共鸣的力量，我期待有朝一日全世界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喜欢上我所创作的动人中国故事。就是抱着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雄心壮志，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冰凌：你创作了不少纪录片、科普读物、人物专访，影评作品也写得很好，早几年在《华人》杂志上还有你的影评专栏。却很少见你从事小说、影视剧本之类的大众通俗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高学术含金量是你个人创作在内容上鲜明特色，每次读完你的作品感觉拓展了好多知识，给人的感觉你在作品中“传播知识”远比“谈情说爱”或者“通关打怪”更为重要。

曾筱霞：我也很想从事小说或影视剧本之类的创作，可惜没人找我，哈哈（大笑）！这是因为我的主业是大学的教学科研，也有一些社会服务工作，目前绝大部分的作品主要应邀创作。等我实现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估计会写一些历史题材或架空幻想类作品。

当然创作与个人经历、个人性格密切相关，我从小就是个典型的“十万个为什么”宝宝，双子座熊熊燃烧的八卦魂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使自己对于“求知”这件事有着非比寻常的热情与追求。除了好奇心旺盛之外，本身又是一个很爱卖弄学问的“半桶水”，因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成为了个人满足天性的一种释放。

基于此立场，“左手学术、右手通俗”，便成为我个人创作生涯伊始便明确的自我定位。读书的时候，我见过很多的师长著作等身，学识渊博且观点独到，但始终局限在学术小圈子内，难以“破圈”示众。这与我国高校、研究系统的职称评定机制有关。该机制规定职称评定只与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发表数量、质量有关，科普创作、文艺创作未能纳入该体系之中，无助于职位晋升。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倾向于在象牙塔里潜心钻研。与此同时，学术研究是有一定的知识壁垒的，学术语言也有自身的体系规范，复杂晦涩的学术术语和学术论文的固定模式，常使一般大众敬而远之。相信不少读者一听到“论文”或“学术作品”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艰深晦涩”、“曲高和寡”之类的词汇。学术界经常调侃，当你把论文写到谁也看不懂的时候，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时候。虽是调侃却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毕竟，学术作品与大众审美存在相当界限鸿沟。两者之间的转换不仅要求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也需要相当的文学造诣，即懂得用各种文学手段来诠释、演绎复杂的学术问题。

客观说来，学术作品与大众通俗作品之间的天然壁垒，反而成为我个人发展难得机遇：自进入大学以来，一直接受正规、逻辑严谨的学术训练，使我培养了一定的学术思维，掌握了一些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个人在“审智”立场上的审美取向很自然地影响创作题材选择。我特别喜欢美剧LIE TO Me、日剧《神探伽利略》、港剧《心理追凶》、韩剧《法学院》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把表情学、物理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艰深晦涩的专业知识通过巧妙的叙事手法包装转化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性情节，实现知识的大众普及。我个人非常喜欢借鉴这种创作模式：即将专业知识故事化、形象化，从而成就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左手学术、右手通俗”，对我而言是顺其自然的结合。我希望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故事来诠释相对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也希望用坚实的学术积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赋能主题创作，提升内容的知识覆盖面和价值含金量。

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军医常福堂的回忆录，是颇能代表我个人创作风格的作品。老人家十几岁参加八路军，后来成为军医，随着队伍南征北战：1938年加入八路军在家乡山东一带活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常福堂老先生跟随部队从“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投入陈毅麾下效力，之后随着这位老首长征战四方；解放战争后期，作为最早接收上海的首批华东野战军战士，他又见证了远东巴黎的解放与和平过渡，并进入上海军医大学（后来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医学类大学生。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上海军医大学学习时最年轻的老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肝胆之父”的传奇院士吴孟超……从上海毕业后，常老首长又分配来到当时的前线福建，并在闽地扎根数十载，成为当地有名的军医。当时原先打算为老人家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后来被老军医九死其犹未悔的“军魂医者心”所深深触动，于是衍生了为其创作回忆录的想法。八十多岁老人家的口述平实而简单，就事论事，朴质无华到了极点，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重大历史时间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还经常因时光久远记忆混淆而出现错误。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收集与把控，将老人家的近九十年的人生经历巧妙地缝合进中国近现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中，将个人史与时代史进行了有机融合，并以老人家个人独特的“战士+医生”的复合视角出发，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悲悯相映衬，建构出小人物亲历的跌宕起伏的风云时代与风云时代中的鲜活个体体验，较好地实现了“小人物大历史”。

▲ 这部以“军魂医者心”为主题回忆录，以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军医视角出发叙述历史反思战争。书中有着不少生动的历史细节，如解放军初入上海花花世界时的心态，陈毅老总在战士们面前的形象等，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

冰凌：之前看过人民网对你的采访，最近又拜读了《海上福州》，你近期的研究和创作的焦点转向海丝、海洋文明领域？

▲ 曾筱霞大作《海上福州》

曾筱霞：其实，我对海丝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始于2004年左右。我祖籍在泉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出生在厦门（近代中国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著名的侨乡），后来又到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近代海军摇篮）读大学，成长的过程中浸染了闽地悠久海洋传统。或许是作为闽商后人的血脉感召，或许是作为海丝产物的基因作祟，或许是儿时那些多元文化的影视作品的不自觉浸染，经过四年的中文专业基础培训之后，我选择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跨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阶段研究专业，聚焦当时非常冷门的福建海洋文明研究的跨文化传播，从这时起我正式进入海洋文明研究领域。当时中国海洋文明研究刚在以厦门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圈初露曙光。大陆主流的学术界仍然延续黑格尔“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论断，对“中国海洋文明”一说呲之以鼻。当时的我学术根基浅，颇点无知无畏的莽撞，我总觉得中国那么漫长的海岸线，那么多精彩“下南洋”、“过金山”的华侨故事，怎么就不可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海洋文明形态？难道只是因为黑格尔说没有就没有？适时西方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如美国的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日本的滨下武志，台湾的陈仲玉等学者，分别从经济学、贸易史、考古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开始了对东方海洋文明的关注与挖掘。福建本地的考古学、华侨史、对外贸易史研究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建立在国内外一系列前沿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海洋为核心，涵盖族群演化、生产贸易、建筑交通等方方面面的“海洋福建”，甚至是“海洋中国”亟待破茧而出。

  ▲ 2013年前往福布斯家族博物馆，与19世纪世界首富、约翰•福布斯义父伍秉鉴的画像合影。

在一次2001年偶然的阅读中，我突然看到了《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关于19世纪世界首富的报道。这位世界首富正是清咸丰年间的广州十三行行首——伍秉鉴，他是美国铁路大亨约翰 · 默里 · 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的义父，他改变了约翰 · 福布斯的命运，使其从两手空空的白人穷小子转变为富可敌国的商业富豪。伍秉鉴不仅助其创立了旗昌洋行，将大宗中国商品输送到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地，并通过这位美国干儿子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生意，将伍家生意王国版图遍布全球。2013年，我应邀前往美国福布斯家族博物馆演讲之际，见到在其客厅的壁炉上方——这是西方家庭最核心的位置，悬挂的是伍秉鉴的肖像，可见福布斯家族对其的感恩与还念。这位一手促成了福布斯家族辉煌的中国首富，恰巧是我的泉州老乡，他和其他福建人一样通过海洋积累巨额财富，以胆识和远见书写传奇。他的故事在西方社会家喻户晓，却在主流的中国典籍里难觅踪迹。这种落差在我的心田种下了从海洋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想法。

大学期间，一次在福州乌山的游历更坚定了我寻找海洋中国的信念。福州的乌山便是宋代文学家曾巩笔下的道山，千古传颂的《道山亭记》正是创作于此地。除了道山亭，乌山还有一座非常知名的亭子——先薯亭，这座亭子为推广番薯有功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和海商陈振龙而建。其中祖籍福州长乐的陈振龙前往菲律宾经商，发现了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带来的番薯，生命力顽强、营养丰富且不择地而生。陈振龙意识到这种高产作物如果能带回备受饥荒困扰的故乡，不知将会养活多少人！可是当时西班牙殖民者严禁番薯出口，违令者死。陈振龙冒着生命危险突破西班牙殖民者的禁令，将番薯藤从马尼拉带回福州，以福州为中心向华夏大地推广，推动了古代中国第二次粮食革命，为康乾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因此有学者认为福建人从海外引进的番薯是康乾盛世的幕后功臣。

无论是跨海投资的伍秉鉴，还是越洋带回救命粮的陈振龙，我的福建老乡们演绎了多少关于海洋的精彩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在海丝的发展史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伍秉鉴”和“陈振龙”？还有多少未宣于世的海洋传奇？在认知的驱动下，我突然有种神圣的使命感：要为那些或客死异乡或荣归故里或扎根当地的先辈们发出声音、留下痕迹！于是我开始从大量中外文献与各地博物馆、艺术馆挖掘关于海洋中国的蛛丝马迹。我硕士期间专业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于是选择从外国文献入手，寻找“外国人笔下的海洋福建”。毕业论文以法国外交官克罗代尔的《认识东方》一书切入，探讨外国人笔下带有海洋色彩的福建形象的特点与成因。相关阶段性成果《法国诗人的福州情结——保尔 · 克洛代尔笔下的福州》一文发表于武汉大学《法国研究》刊物上使我大为鼓舞。毕业后三年，我继续充实研究，将三万字左右的毕业论文深化拓展为26万字左右的学术作品《外国人笔下的福建形象》，这部作品后来被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所收藏。 

传统知识体系告诉我们，封建中国被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锁的国门。那么国门深锁的时代，武夷红茶如何征服英国？原产于福建漳州的天鹅绒如何成为童话中公主和王子身着的华丽服饰？是哪些人将原产于南美洲的番薯、马铃薯、玉米、烟草等连同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的“白银时代”？在中国主流典籍中，因缺乏记载或传播，我们很难寻找到相关的答案，然而域外的文献却为世人打来了另一扇窗户，让我从不同角度再次认识中国。作为从海路实现与域外交往的主要地区，福建是中国在海外最具知名度的省份之一，历史上很多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他们或亲临福建，或通过海外经商的闽人间接了解福建，他们留下了很多关于福建的文本。《外国人笔下的福建形象》汇集数十种外国文献中关于福建的记载，探讨了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外国作品中所记载、所塑造的福建形象。本书以文本分析的形式，按照形象学的理论方法对这些形象进行剖析分解，从中提炼他者视角所观察到的福建特质。从对异域文本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异域他者的视角中，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农业文明，而是由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复合而成的多元文明；其中，福建彰显出不同于中国内陆其他省份的鲜明海洋个性。正如19世纪在广州行医的法国医生在《一个番鬼在大清》一书中所言：“纵观整个中国，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好的海军，更敢闯敢干的商人了。即使生活比天子的其他子民更安逸，但福建人还是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寻求冒险和财富。饥荒使他们外出谋生，这是事实。但他们选择了积极抗争，避开饥荒而不是忍受西方。”——从某种程度来说，同为海洋文明所浸润的西方人士比中原掌握话语权的农耕文明卫道士更懂福建……

基于身为闽人后裔的使命感，我把中国海洋文明的研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以此为基点，进行配套的文艺创作，我希望为更多人，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很多对中国存有误解的外国人，提供通过海洋重新认识中国、爱上中国的新视角和新契机。

冰凌：什么契机促使你创作《海上福州》?

曾筱霞：“海上福州”的创作其实是机缘巧合。2014年人民网策划了一场大型的跨国全媒体采访《行走新丝路》，我受邀成为福州站的专家。为了准备这场采访，我收集整理很多关于福州海丝的资料，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了解了福州的海洋文明发展史。

2015年，另一场由福建省文联、《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福建省文学院、海峡文艺网承办的中国著名作家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创作活动也邀请我作为随行专家参与。此次采风团由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担任团长，采风团成员包括多位矛盾文学奖得主和鲁迅文学奖得主，包括四川作协主席阿来，《民族文学》原主编叶梅，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河北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关仁山，天津作协副主席肖克凡，湖北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陈应松，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邱华栋，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楚、潘向黎，以及福建作协主席杨少衡等，可谓阵容鼎盛。我一路上和各位大家交流海丝见闻的同时，也在各位前辈的提点下深化了对福州、泉州两地海丝历史的思索。

同一年，我便接到福州市文学艺术联合会、闽都文化研究院关于《海上福州》一书的邀约。“海上福州”这一书名，源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于1994年提出战略思想。本书以习近平主席1994年提出的“海上福州”战略为原点，以科普散文的形式，探讨何以实现习总书记指出“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

2000年，我因升学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怀着闽南人崇尚敢拼会赢的闯劲和特区市民别扭的小傲娇，挺看不惯这座“佛系”到有点“废柴”的城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会，福州建国后的确低调了好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很多人都把他视为东南沿海的一座普通小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发现从大陆看福州，福州仅仅是东南华夏大地的东南海疆；如果从海洋看福州，这是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核心之城，是中国从海洋联通世界的枢纽：七千多年前这里便是是古闽族征服海洋的扬帆之地；两千多年前，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中南半岛人员物产进入中原的重要转运港：三国魏晋这里成为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唐代便成为全国四大口岸之一；明代郑和下西洋更是屡屡在此地侯风休整后扬帆西洋；清末远东第一造船厂的马尾船政选址于此也绝非偶然；历史上，福州是陶瓷、书记、茶叶最主要的输出端口，也是占城稻、番薯等海外物产重要的输入端口；这里是海丝诸港中最古老、持续时间最悠久的口岸，她的名字屡屡出现中外文献的记载中，是世界海洋发展史上不朽的海上传奇。

从这个角度，我才能理解习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在距今27年前，国内尚未流行“海洋文明”、“海丝”一说，当时的地理课本上对于中国领土的记载仅局限于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忽略了广袤的领海面积。习总书记能前瞻性地提出“海上福州”战略，为福州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是多么令人折服的眼光和魄力！

在《海上福州》一书中，我重点梳理了福州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枢纽与海洋密不可分的关系，展示了“海上福州”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该书是市面上第一本系统论述福州海洋文明发展沿革的科普读物；同时也是第一本尝试运用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城市发展研究、中外交通史、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阐述、解读习总书记《海上福州》战略思想的历史散文。

这是我献给福州这座城市的情书，这本书凝聚着我对这座城市的爱与崇敬，记录着我关于海洋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诸多思考。

冰凌：在这里请容许我用一句话概括《海上福州》的创作动机：通过“海上福州”，了解“海洋中国”。不知这一表述是否准确？是否可以向《华人》的读者推荐《海上福州》有哪些有趣的、有价值内容？

曾筱霞：冰凌老师概况得非常准确。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海上福州》一书系初步统化地确立了“海上福州——海洋中国第一城”的福州城市形象制高点定位，从历史渊源、国际影响力、现实需要等方面对这一定位进行充分研究和论证。本书分为六大部分，分别从“族群演化”、“城建历史”、“风物故事”、“人物传奇”、“异域记载”、“海外福州”等角度来彰显主题。

个人认为最有趣的部分，当属第四章《闽海风物录》，这是足以代表笔者全球视野和战略高度的篇目。本章从日常的稻米、番薯谈到了在福州引爆的中国古代史上两次粮食革命；从茶、书、纺织品等闽人自傲的拳头产品，谈到了日本战国风云、西方运茶比赛、全球白银流动……本章从这些具体而微的风物故事中折射出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诠释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福州如何借助舟行四海、货通天下的优势影响世界、造福人类。

最具独创性的内容则推荐第一章《向海一族》，文中引入了最新人文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推演闽人族群的演化历程，期间融入大量笔者的独创性思考：如《昙石山——族群命运转折点》一文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属于“南岛语族”，同样从原乡壳丘头出发，西向大陆的闽先民后裔们已迈过多级文明阶梯，而他们向海洋进军的太平洋诸岛同胞却仍停留在原有的文明阶段？《鲛人传说——福州疍民的前世今生》一文则从中国人鱼（鲛人）的传说中勾勒福州海洋族群的生存图景。《唐部人与诸娘子的悲喜婚姻》则是另辟蹊径地以婚恋隐喻入闽汉民与福州土著的族群融合。

最有难度的也是最值得骄傲的是第二章《城与海的无尽华尔兹》，本章从不同时期的城建角度来探讨福州城是如何在江海合力下一次次实现重塑形体、自我更新，完成自身的华丽蜕变。

如果要选择一篇最能代表我个人文风的作品，我推荐《追忆丝绸华年》一文。该文开篇以服饰串联起宋代黄昇墓主人生命中最隆重的两大场面——出嫁和入殓，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这位贵族女性奢华却短暂的一生，由此开始了对福州纺织技艺传承与发展的描述。该文突破了一般科普性的说明、记叙手法，大量场景式描写的采用将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物身份地位、纺织技艺，这些史料元素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相呼应，与其命运情感相融合，让这些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墓葬品，不再是博物馆中冷冰冰、静悄悄的死物，而具有生命的活力和感人的温度。

总体来说，《海上福州》贯彻了“左手学术、右手通俗”的创作主张，延续“全球视角”与“故事叙事”两大创作手法，纪录片风格的语言，故事化的叙事模式使文章阐述大量专业性知识的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阅读的趣味性。 全书虽然多达31万字的体量，却没有给人冗长乏味的感觉。

该书成稿之前，书中的不少作品已陆续发表在一些重量级刊物上（如《法国研究》、《北大商业评论》、《中国国家地理》等，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该书出版后，部分文章陆续被人民网、《东南学术》、《闽都文化研究》杂志、香港《华人》杂志广泛转载。个人认为本书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原因在于这是目前市面上鲜有从海洋角度讲述中国故事的通俗读物，福州作为最能代表海洋中国的城市之一，这座虾油味的城市浓缩了海洋中国的无尽风华，期间发生的故事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引人入胜。当然习总书记的战略思想本身具备相当感召力！通过对“海上福州”的叙述，引领读者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式，在故事中沉浸式地领略“海洋中国”的精彩与不凡，学习习总书记的远见与卓识。